敦煌學是目前世界上以地名學的國際顯學。今天，敦煌只是西北地區(qū)的一個縣級市，既不能與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國內大城市相比，更不能與倫敦、巴黎、東京等國際都市相提并論。但是，世界上并沒有倫敦學、巴黎學、北京學、廣州學等。為什么敦煌如此特殊，能形成一門以其地名而命名的學科，而且成為世界關注、舉世聞名的學科？

 
　　敦煌具有特殊地位
　　敦煌之所以引人關注，是由其地位決定的。今天，如果沒有敦煌石窟，國際組織和普通百姓是很難知道它的；如果沒有敦煌學，世界的學者也難以對敦煌有深入了解。這從敦煌周邊市縣的命運就可以得到印證。
　　敦煌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特殊的歷史地位。漢唐時期，敦煌是絲綢之路的“咽喉”之地，而絲綢之路又是古代很長時期內中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道路。
　　在漢唐時期的千余年里，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，政治重心則在西北，對外交往的通道主要就是西邊的絲綢之路。漢武帝時期，霍去病打敗匈奴、張騫出使西域的前后，就在今天的甘肅河西走廊實行與內地一樣的郡縣制度，設置了武威、張掖、酒泉和敦煌，這就是有名的“河西四郡”。當時的敦煌郡共統(tǒng)轄六個縣，即敦煌、冥安、效谷、淵泉、廣至與龍勒，包括今敦煌市、瓜州縣、玉門市和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、肅北蒙古族自治縣的部分地區(qū)。
　　在設置郡縣的同時，為了防御匈奴侵擾、保證這個地區(qū)的安全、維護“絲綢之路” 的暢通，漢王朝就在今蘭州西永登到新疆羅布泊（又稱蒲昌海）的漫長道路上修筑了安全防御線——長城。
　　長城在漢代又稱為“塞”，由每隔5公里左右的城堡連接。城堡設有發(fā)放警報的“烽火臺”，稱為“亭”或“燧”。這些城堡按其大小，派駐幾十名至一二百名戍卒，由“候長”“燧長”管理。隔若干個“燧”有一個較大的城，叫作“障”，由“候官”統(tǒng)率。所以，“烽燧亭障”往往連用，代表著長城的防御工事。
　　不論絲綢之路分為幾條道路，或作為網絡狀不斷變化，如從長安到敦煌可以有好幾條道路，從敦煌進入西域后也有北道、中道和南道等，敦煌都是唯一不變的吐納口，故而成為東西方文明交匯的樞紐。
　　正因為敦煌是絲綢之路的“咽喉”、中西交通的樞紐，所以漢王朝在敦煌的西邊設置了玉門關和陽關，控制著東來西往的商旅。絲綢之路從敦煌西出后的北、中、南三條道路都“發(fā)自敦煌”，然后經“西域門戶”的伊吾、高昌（今吐魯番）、鄯善，而達中亞、歐洲，敦煌是其“咽喉”之地。這就清楚地說明了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樞紐作用。
　　通過絲綢之路上的敦煌，來自異域的物種和文化傳到了中國，如西方的葡萄、苜蓿、酒杯藤、胡桃（核桃）、胡麻、胡豆（蠶豆）、胡瓜（黃瓜）、石榴等物產，佛教、祆教、景教、摩尼教等宗教，以及音樂、繪畫、雕塑等藝術，都是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和暢通而傳入中國的。中國的絲和絲織品、鋼鐵及其冶煉技術，以及精美的手工藝品如漆器、銅鏡、陶器等，也經敦煌傳入天山南北和中亞，并經中亞遠播歐洲。后來，中國四大發(fā)明中的造紙術、印刷術、火藥，也是經由這條道路傳入西方的。
　　敦煌在絲綢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特殊地位，賦予敦煌以地名學的條件。

　　學術價值無可替代
　　敦煌特殊的地位決定了其在中國古代無法取代的價值，而能產生一門在世界上有廣泛影響的敦煌學，則主要是緣于敦煌文獻的發(fā)現。1900年，莫高窟的守護者——道士王圓祿偶然發(fā)現了藏經洞，即莫高窟第17號窟，里面有中國中古時期的各類文獻6萬余卷。這些文獻以佛教典籍為主，此外，還有道教、景教和摩尼教典籍。除了宗教文獻，還有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地理、社會、民族、語言、文學、美術、音樂、舞蹈、天文、歷法、數學、醫(yī)學、體育等諸多方面的資料。
　　敦煌文獻有著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，這是因為中國的史學傳統(tǒng)是當代人基本上不修當代史，多是后代修前代的歷史。當后世修前代歷史時，所利用的主要是前代留存下來的官方實錄等各種檔案文獻，史家對這些檔案文獻進行提煉、考釋，并根據官方的意識和史家個人的史德、史識進行取舍和分析。猶如今天學者們寫論文或專著，收集到的各種史料可能很多，但真正用在論著中的材料并不多，可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。經過歷史的長河，古代的史書如“二十四史”、《資治通鑒》《通典》等保存下來了，但原始的檔案都未能留存。而修史者由于各自的史識、史才、史德的不同，再加上所處的位置及政治傾向、統(tǒng)治者意識形態(tài)的限制，還有史書的體裁、體例和字數的局限等，可能大部分是提綱挈領的記述。如魏晉隋唐時期的均田制，在《舊唐書》《新唐書》《資治通鑒》和《通典》等書中，都是簡略的提綱，缺少具體的內容，從而使史學界懷疑均田制是否實行。敦煌所發(fā)現的文獻，就是未經后世加工改造的原始文獻，其中有許多關于實行均田制的具體細節(jié)，如授田、退田、欠田、給田等內容，退田中包括老退、剩退、婚退、死退等。通過對這些文書的解讀研究，我們知道均田制確實實行了。至于授田的數量與均田令的規(guī)定不一致，一方面是不同時代、不同地域的情況不同；另一方面是制度規(guī)定與實際執(zhí)行的問題，即令文的規(guī)定是最高的限額，不是一定要達到的數額。
　　由于敦煌文書包含的范圍非常廣泛，可以說應有盡有，所以被稱為“學術的海洋”、中國中古時期的“百科全書”。敦煌文書雖然是在敦煌發(fā)現的，也主要是敦煌的地域文獻，但它絕對不僅僅是敦煌的地方文獻，而是全國的文獻，要跳出敦煌，放眼全國。如敦煌文書既有在敦煌抄寫的，也有在長安、洛陽乃至南方抄寫后傳入敦煌的。在敦煌抄寫的文獻，也不都是反映敦煌當地的歷史文化，而是反映全國的。此外，還有中國以外的文獻，如梵文、粟特文、敘利亞文、希伯來文等，反映了中國以外的歷史文化，是了解、研究世界歷史文化的絕好材料。

　　石窟藝術多姿多彩
　　敦煌學之所以能形成一門以地名學的國際顯學，除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“百科全書”式的文獻，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，即敦煌的石窟。這又是“西夏學”“徽學”“吐魯番學”等無法可比的。
　　莫高窟位于敦煌市東南25公里的鳴沙山東麓，從4世紀到14世紀，人們在這里連續(xù)開窟造像，形成了南北長1700余米的石窟群。現在一般將莫高窟分為南北兩區(qū)，共有洞窟735個。其中南區(qū)的492個洞窟是禮佛活動的場所，現存彩塑2400多身，壁畫45000多平方米，唐宋時代的木構窟檐建筑5座；北區(qū)的243個洞窟，主要是僧侶修行、居住和瘞埋的場所，里面有修行和生活設施土炕、灶坑、煙道、壁龕、燈臺等，但大多無彩塑和壁畫遺存。
　　作為中國西部的邊郡敦煌，能夠產生如此宏偉的石窟藝術，絕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各種因素綜合的結果。從漢代開始，尤其是魏晉時期中原文化在敦煌積淀，中西文化交流趨于繁榮。作為絲路“咽喉”，敦煌最先接觸到中亞、南亞、西亞及歐洲的文化藝術，使佛教藝術與文化在敦煌落地生根。
　　敦煌藝術是佛教藝術，而佛教藝術源于印度，并經中亞傳入中國。所以，在敦煌石窟中必然會有許多印度、中亞藝術的痕跡。如莫高窟是建筑、壁畫、雕塑結合的產物，僅就壁畫的內容而言，它描繪了我國各民族、各階層的情況，如生產勞動、風俗禮儀、帝王將相、貴族婦女、商旅往來、使者朝會、民族關系、音樂舞蹈、衣冠服飾、天文地理、醫(yī)療衛(wèi)生，等等。因此，法國人將敦煌壁畫稱為“墻壁上的圖書館”。
　　敦煌石窟是佛教藝術的結晶，除了佛教這一主題，還有許多其他的內容，如敦煌壁畫上發(fā)現的玻璃器皿，表現了薩珊波斯的藝術風格，由此可以探討西亞地區(qū)玻璃器皿的制造工藝。
　　雖然敦煌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，佛教藝術的源頭也在印度，但敦煌文化卻有獨特的地位。莫高窟的創(chuàng)始者樂僔是敦煌本地人，法良也是“從東屆此”。這就說明，敦煌藝術也是中華民族固有文化的反映，是中華民族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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